在外国文学研究中，诗歌学或者语言学研究模式与解释学研究模式一直代表了两种对立的研究方法，前者侧重于研究文本内在的语言修辞问题，后者关注的是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等外部语境对文学意义的产生所发挥的作用。通常，形式主义批评家，比如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英美新批评文论家、结构主义文论家等大都采用语言学研究模式，而精神分析批评家、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女性主义批评家、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文化研究批评家等大都采用解释学研究模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语言学研究模式与解释学研究模式除了研究视角的不同，两者的思考方式也不同。语言学研究模式”以己经被验证的意义或效果为出发点，讨论它们是怎样获得的，也就是说，它研究的目标是说明一个具体的效果是如何达到的。比如，你认为《鲁滨逊漂流记》真实地反映了18 世纪的英国社会现状，以此为中心论点，你对笛福的语言、创作技巧进行细致的研究，从多个层面进行论证，目的是为了证实你已有的结论，即论文的中心论点。你的研究目的是为了说明什么样的语言风格和创作技巧能形象地再现现实c 解释学研究模式的思考方式则完全不同，它”以文本为出发点，探讨它们的意义，力图找到新的、更好的解释，也就是说，它的目标是搞清文学作品揭示了什么意义。比如，你要揭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意义，可以借助文化历史学理论，通过探讨它与美国梦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作品作出全新的解读；你也可以借助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从作品中的性别歧视问题切人，提出你对作品的不同理解。
对于当前的西方文学研究的特征问题，美国文论家希利斯·米勒曾在《文学理论在当前的功能》一文中作出论述，他认为”自1979 年以来，文学研究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转向，文学研究中心从‘内在的’、修辞的文学研究，转向对文学的‘外在的’关系研究，即对文学在心理学的、历史学的和社会学的语境中所处的位置的研究；换一句话说，文学研究经历了一次从关注‘阅读’转向各种形式的阐释学研究，前者将研究重心放置在语言及其本质和力量上，后者将重心放置在语言与上帝、自然、社会、历史、自我等-切被假定为语言之外的因素的关系上。”米勒的话是对目前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走向的一种概括和总结，揭示了20 世纪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从民达半个世纪的对内在语言修辞的考察走向对文学与外在因素的关系的考察的演化过程。
但是，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对于应该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进行文学批评这个问题，批评家们的态度往往具有相当的包容性。事实上， 评家们常常将两种批评模式结合起来，以达到更好的批评效果。比如，最早提出文化研究理论的威廉姆斯指出”认为价值或艺术作品在不参照它们得以表现的特定的社会情况下是可以进行充分研究的这种看法当然是错误的电但是， 认为社会的解释是决定性的，或者说价值与艺术品不过是副产品的看法同样是错误的。”（塞尔登466） 而代表形式主义理论的批怦家米勒则反复强调了解构主义批评家对社会和政治的关注，并借用德曼的话宣称：
” 今后，文学批评的任务是调和文学的修辞研究与当前十分热门的文学外部关系研究之间的关系。” （Miller 104）这种折中的态度与文学批评通常面临的难题有着极大的关系。批评家乔治·斯特纳在论文《论难题》中深入分析了当代批评所面临的难题。他认为，在阅读批评过程中，我们可能遇到下面四个难题中的几个或全部，它们包括：
- （1）偶尔遇到的难题，即，无法确定语词的意蕴和内涵；
- （2）模式难题，即对不断涌现的文本模式、批评模式的不适应；
- （3）策略难题，即对变化频繁的阅读策略的抗拒；
- （4）本体难题，即无法超越自己本体的属性从不同的视角阅读作品。
斯特纳所列的这些难题实际上是历代批评家常常遇到的语词、模式、阅读策略和阅读主体的局限性等几大永恒的难题。要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单独依靠解释学研究模式或语言学研究模式都是不能完成任务的。因此，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我们应该以问题为研究中心，将文学作品放置在一个广阔的文化语境下进行考察，在借助某种理论视角解读文学作品的意义的同时，不能忽视对作品本身的阅读和分析。